三明医改明星、新任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詹积富认为：“如果全国300万的医药代表大军不消失，不转行，老百姓不可能不吃冤枉药，不开冤枉刀，不花冤枉钱”，意指消灭医药代表能遏止药价虚高。个人认为将药价虚高归咎于医药代表可能有点矫枉过正了。
首先，詹厅长说：“药品省级采购中标价是出厂价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最终患者支付的价格也是出厂价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已经证明高药价和招标是相关的，又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医药代表身上呢？
其次，药品需求弹性低，消费需要依靠医生指定，还有第三方支付，最终消费者并无议价权，且药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集中招标程序和流通过程公关，这一切使得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扑朔迷离，但都与医药代表关系不大。
再次，很多医药代表确是药品回扣实施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但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而且医药代表不能决定药价，他们只是流通中的一个环节，不可能是药价虚高的原因，让医药代表消失不但是扬汤止沸，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医药作者刘谦指出：“医药代表不是高药价或者医疗弊端的罪魁祸首，以药养医才是医疗乱象的根源”。由于“以药养医制度”经常被认为是药价虚高的原因，所以就有了“零差率”政策，实际上“以药养医”不是药价虚高的原因。
首先，从当前来看在实施零差率制度后，采购哪些药品，很多医院考虑的主要因素也还是返点和回扣的高低，也有部分实行零差率的医院实行了药房托管，然后再从托管者那里收取费用。
其次，以药养医并不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不过是医院和医生在财政补偿失衡、医疗服务价格又被行政管制的现实中的一种权变选择。因此，零差率不可能破除以药养医，以药养医也不过是医院和医生在现行制度下的一种被迫选择，是当下医疗制度下的诸多不良结果之一，而不是药价虚高的真正原因。
集中招标的本质，就是把药品采购权集中于少数官员，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监管”来解决。常识告诉我们：统一招标一般可以降低采购费用，为什么药品招标却会推高药价呢？
首先，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招标者和付款者的分离，以及中国医疗行业的现实困境，所以现行招标制度确实在推高药价方面难辞其咎。
其次，药品也是一种商品，而商品的“合理价格”只能通过充分和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即使招标真的能将药品招标价格降至合理范围，那么医务工作者的医疗服务价值也应该处于合理的定价水平，当这种定价如果还是政府定价，则医疗行业的价格必然会继续被扭曲，而医疗行业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再次，全国数千家药厂竞标，药品招标办就那么几个人，加上评审专家也不过几十人，药厂为了中标需要行贿，而招标办的官员被药厂收买，往往是难以避免的，那么行政权力监管也必然在客观上使监管成为寻租的乐园。
因此招标问题绝不仅是官员贪腐那么简单，也绝非仅仅依靠反腐就可以解决。在医疗体系行政化的现实下，药品集中招标价格虚高背后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但并非高药价的真正根源。
药品的出厂价很低，在经过多个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后，可以卖到几十倍，于是精简流通环节被认为可以降低药品价格。国务院最近也出台文件，在医药行业推行“两票制”，减少中间环节，或有利于药品可及时追溯，提高用药安全性。但期望两票制可以降低药价，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两票制在本质上其实就是要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是减少流通环节加价，其二是促使税票合规以控制高开高返。“两票制”并不是新事物，十年前广东省就试行过“两票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落地。
其次，仅仅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是不可能降低药价的。因为药品的终端价格并不取决于生产和流通成本，而取决于供需博弈或招标程序。无论中间经过多少流通环节，都不可能影响终端价格，而只能影响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
某种程度来说“两票制”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促进税票合规，增大经营者高开高返的经营成本和法律风险，以期达到经营者主动降低开票价的目的，而这一目的也未必真的能实现，且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当下医疗机构的去行政化、医生的去编制化改革已在路上，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要改变药价虚高的局面，就必须彻底改革医疗行业的行政化体制，解放医生资源，建立竞争机制，让医生在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获取合理收入，否则，无论是取消药品行政定价、消灭医药代表、实行药品零差率或两票制、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普遍提高医生工资，还是取消药品集中招标，都无法彻底解决药价虚高、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文章内容引用自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贺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