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产业目前处于创新发展的机遇期。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易八贤等专家近日在“提升医药研发及创新生产力论坛”上表示，预计在药品管理法修订征求意见和相关政策的改善下，中国创新型医药产业将迎来更细化、更明确的发展。
中国医药产业成外企“淘宝地”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3年医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682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197亿元，同比增长17.6%，继续维持较高水平。
易八贤表示，中国医药工业快速发展，基本上每年复合增长率都超过了国内GDP的增长幅度。目前医药产业应该是处于创新发展最好的机遇期。
主要有四个利好因素:一是政府层面在推动医药行业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二是新医改后有13亿人参加医保，医药市场容量大幅增加;三是最近国务院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把原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合并，这对药品质量和服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四是去年8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部署促进健康服务产业发展，到2020年健康服务产业规模达到8万亿元。
以生物医药为例，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兰忠说:“到目前为止，全国有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开发区100多个，据了解，每个园区几乎都涉及到生物医药产业。”据不完全统计，张江生物医药基地约占全国“十一五”、“十二五”新药创新的20%左右，并力争2017年产值超千亿元。
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简称PhRMA)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全球目前正在研发超过5000种新药，以期治疗或预防各种不同的罕见病和常见病。在这些药物中，高达70%的药物有望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药，很多集中在癌症、神经病学和传染病等对新药需求很高的领域。
PhRMA主席罗伯特 J 胡金表示，PhRMA的成员企业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且增长迅猛，年投资额达到80亿元，占到中国大中型医药企业研发投资的一半以上。
中美人均医疗支出悬殊 药物可获得性受关注
上海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江绵恒在该论坛上说:“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大约超过8000美元，而中国每年的人均医疗支出不到300美元。两个国家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巨大不同，也意味着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比如，美国现在遇到的就是支付性问题，而中国遇到的则是药物可获得性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中国市场药品可获得性的讨论一直有。美国安进公司全球研发副总裁张明强认为，中国对药品可获得性上有三个问题。一是，很多在海外被批准上市的药物还没有在中国销售，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二是，对于已经进口的药品，普通患者可能觉得价格偏高，无法负担。解决这一问题并非就是简单地降价，可以用一些保险机制来缓解，包括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等。三是，有些药品患者买得到也买得起，但是质量问题却让人头疼。
所以，“不管是从政策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都需要优化各自的系统，考虑如何使一个药品质量既能保持高水平，且能让高收入群体以外的更多民众也用得起，或许才能让更多药进入中国。”张明强说。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叶阳也认为，中国确实需要很多新药。比如，二胎政策虽然会逐步放开，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国仍会受到老龄化问题的困扰，很需要一些创新药来应对这种现象。
除了进口，还要寻找一些可能的技术路径，帮助中国医药研发企业、制造企业在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和进展。叶阳说:“近五年来，我们新药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累计的知识产权转让合同金额已经达到了8亿元，希望能把上海药物所的知识和技术向其它地区进行扩散和分享。”
期待更多政策之门开启
目前，研制一种新药的成本平均高达12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但是，这种巨额投资却不一定可以换来同等的回报。
罗伯特 J胡金表示，在美国制药行业的诸多政策和法规是在不同时代出台的，在以前，企业从本质上仍然是一座一座研发的孤岛，它们之间互不相通。如何更好地影响和改革这些政策和法规，有助于进一步满足患者的需要，并且推动创新。“目前中国医药产业有着比较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尤其是中国宣布着手修订药品管理法，这无疑为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提供了机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年初发布信息称，药品管理法修订列入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正对药品管理法修订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目前，有关于建立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开的“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简称MAH)呼声在业界不断，同时对放开CMO(合同制造外包)也有很大期待。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告诉记者，上海浦东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等有关部委申请单抗药物CMO试点资格，“虽然预计国家对这个口子不会开很大，但也并不影响地方先行先试。”
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兰忠也表示，将继续和相关委办局进行沟通，希望通过浦东CMO试点为MAH制度上的改革提供依据。
此外，业内专家还表示，除了政策层面的不断完善之外，医药行业、政府和学界还需要加强合作，确保中国患者、中国医疗体系可以从医药创新中持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