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袭来的药房托管浪潮，在医药行业引起了两极分化。制药企业、流通公司及公立医院各方表现不一，有的赞成，有的则大举反对牌。
药房托管的政策讨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命题。日前，广东省卫计委一位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在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讨论药房托管模式，但至今没有相关的政策出来。“内部讨论了很多次，本来快有眉目了，结果又没下文了。”
药房托管相关政策迟迟未出的背后，则是公立医院、托管方和制药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托管方希望垄断公立医院的药品采购权和议价权；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差率”和医药分开的政策倒逼下，或将面临失去药品收入的现实；制药企业则不愿第三方托管加入已经形成的药品流通环节。
上市医药企业纷纷圈地
康美药业是这一轮药房托管热潮中的领头者。
2014年1、2月，康美药业连续发布四则公告称，公司已与共计80余家公立医院签订药房托管协议，所涉医院包括广东省普宁市下辖的9家公立医院、吉林省通化市市属全部45家公立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直属的4家医院、辽宁省中医医疗集团所属的22家医院的中医药房等。
广药集团下属上市公司白云山年报显示，下属医药公司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梅州大埔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签订了现代医药物流服务延伸合作协议。
根据商务部去年5月发布的《2012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药品流通直报企业中，承接药房托管的企业已有29家。
那么，医药企业为何突然对公立医院的药房青睐有加？
记者了解到，医药托管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托管药房的企业为医院独家配送药物，每年向医院交纳托管费或药品盈利分成，医院支付给托管企业药品流通费用，企业也能从进入医院药品中获得差价；另一种模式是托管企业只赚取独家为医院配送药品的流通费用，承担药房人员和药品管理的成本。
从表面上看，企业需承担药房人员薪资、药房固定费用开支、房租及设施租金等费用、垫付资金，并按照一定比例向医院上交托管费，还要面临药品降价、承担原有债务的风险，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实际上，托管药品品种的决定权和议价权，才是医药企业竞相追逐的猎物。
国信证券分析师认为，医药公司掌握医院所有药品的采购权，可直接面向制药企业议价，价差归公司所有。公司主要承担药房人工和长期软硬件改造费用，固定成本不高，随着收入规模增长，利润率还将逐步提升。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向记者表示，假设以前30家企业一起向医院供药，药房托管后就只有一家企业有权，剩下的29家企业要想继续供货就不得不来找这家企业，“这对药房来说是绝对的垄断”。
记者梳理多家上市公司年报发现，相关公司均表示将在药房托管业务上大有作为。白云山年报中就提及，公司将对新形势下的“药房托管”模式带来医药商业第三次跑马圈地进行动态把控，发挥医药工业与商业的协同互补效应。
上海医药董事长楼定波在上药集团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目前公司药房托管业务由于时间不长、规模不大、投入产出不对等，对公司利润贡献少，尚未盈利。公司将积极参与药房托管工作，未来该业务达到一定规模将盈利。
华润医药否认做药房托管
一直以来，华润医药都否认与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合作属于药房托管。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一位相关人士近日在一场关于“药房托管”的研讨会上向与会企业再次澄清，华润医药没有做药房托管。“华润医药与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合作项目是为医院提供医药物流延伸服务。我们对省人民医院投入7000万元，对医院药品物流进行智能信息现代化升级，做的是公益项目，目的不是赚钱。”
但有代表当场提出质疑称，尽管华润医药当下没有追逐盈利，但其看中的是省人民医院药房背后的绝对议价权和药品选择权。华润医药内部人士回应称，广东省人民医院每年约有18亿元采购额，华润医药每年能取得的收益约占1/5，即3.6亿元。以前药师调配、发药、记账、进货、盘点都是手工操作，效率低、差错率高，很难做到药品流转全程可追溯。如果华润医药在省医的份额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养得起这个药品管理的信息化平台。
“现在我们解决了病人排队拿药等候的问题，全院实现智能化药品管理。而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原有的28个供应商中，除广药集团因个体原因退出外，其他供应商的供货份额、价格均未发生改变。”该人士如是说。
但多位行业人士却表述了相反的观点。广州一家连锁药房副总经理表示，近期华润医药开始向其他企业提出5个点的返利需求；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进一步称，以前华润医药向企业以9.5折开票，现在以9折开票。“他们换个说法称作信息管理，但投入了那么多钱，肯定是图回报的。”不过，华润医药相关人士对上述说法未作回应。
医院换一种方式卖药
记者注意到，公立医院也是本轮药房托管的推动者之一。在新一轮医改中，政府力推的药品零差率改革，正是助推器。
于明德向记者表示，以前药品收入是医院的主要收入，现在政府推行医药分开、药品零差率，医院就以“托管费”的名义，既规避医药分开、又不切断药品收入。
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乡镇卫生院一级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70%。国家卫计委的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至2009年我国政府办医疗机构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41%以上。而《广州市县级公立医院价格改革工作方案》中，从化几家医院实现零利率后，资金缺口达到7000多万元，政府财政补贴只有1500万元。
在这样的资金重压下，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医院试图将药房当作包袱甩给企业。但是，在新一轮托管热潮中，一些关键细节并未发生改变：药房的产权仍归属医院，托管医药企业只负责具体经营；药房原有员工的人事关系、药剂科的职能和药房人员的身份不变，工资和薪酬由托管企业负责。
从合作模式看，公立医院是“包赚不赔”的获益方。在与医药企业的协议里有这样一条：必须保障医院不低于托管前的药品收益，按一定比例上缴利润。
廖新波向记者指出，托管方替换药品后，医院与医生由于不清楚替换后的药品质量与安全情况，容易引起不满并抵制；另一方面，托管方与医院的协议已经将两者关联到了一起，在趋利的行为下大处方在所难免。
曾经参与南京医药药房托管模式谈判的行业人士陈海荣告诉记者，2007年他曾作为一家药厂总经理参与“南京模式”的谈判，由于产品毛利率较高顺利进入采购，但后期销售情况并不好。“即便在药房托管的模式里，医生依然有处方权。”
生产企业反对声最强烈
在所有的利益主体中，生产企业的反对声最为强烈。在他们看来，药房托管非但不能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反而会加剧医药腐败。
廖新波认为，药房托管模式既没有切断“以药养医”，也没有改变“医药回扣”的现象，只是在原来基础上多了一个“管事婆婆”。“首先，药房托管并没有挤压流通渠道中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和价格水分；其次，托管方凭借独家采购与销售的绝对优势，在供应链上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医药生产企业为了把药品销售出去，处于被动地位；再者，托管合同已经决定了医院与托管方是利益共同体，为了趋利，医院大处方依然难以避免，托管方则有可能更加压低药品销售价格。”
压低药品销售价格，生产企业首当其冲。陈海荣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药房托管的行为没办法回避医院通过药房托管变相获取药品利润，“南京模式”就是把高毛利产品作为经营核心，通过产品替代来完成销售任务。“市场出现新的价值冲突，托管方需要盈利，受托管的医院也要创造效益，这些动作都决定了双方的经营取向。大型制药企业的毛利率普遍较低，成熟产品要么面临让利求生，要么就会被替代。”
对此，廖新波也表示赞同，“种种逼迫下可能出现一种结果：药企不供货、医院无好货。制药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有可能就不向托管方供货了。”
尽管目前政策不明朗，但不少行业人士不看好药房托管的前景。今年3月，部分医药界人士在京联名提议，叫停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药房托管，归还医疗机构采购药品的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