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尚未公开的巨大丑闻之一。在现今这个时代，世界各地最需要救命药的人却正被禁止生产这些药。这有个最新的事例：遍布贫穷国家的各个药厂为了保护其人民，正急切地想着手生产他们自己廉价的（猪流感特效药）达菲，但他们却被严厉地告之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就因为禁止生产廉价药可以让资本雄厚的各大制药公司保护他们的专利和利润。有一种能替代这种不良医药制度的方法，但我们却选择忽视这种替代方法。
为了能理解这个故事，我们要先看一个明显的费解之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数月发出正确的警告，如果猪流感扩散到世界最贫穷的地区，成千上万人或者更多人的生命将被剥夺。可是，世界卫生组织也不断告诫贫穷国家的政府不要擅自行生产达菲，而达菲是能减轻症状并可能挽救生命的唯一药物。
这个惊悚事件的答案涉及了我们当今世界如何运作的这种更为宏观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几十年来选择建立一种奇怪的药品开发体系。药品开发体系的主体——科学家们将研制好的药物交给你的本地药剂师，（药剂师开药后）这些药进入了你的肺部、胃部、或腹部——是在政府资助的大学实验室完成的，是由公民的税款支付的。制药公司通常是在药品研发的后期介入的，制药公司支付成本昂贵但不再有创新的研发后期的部分费用，譬如买一些化学品和进行必要的药物测试。作为回报，这些药品公司就拥有专利以生产这些耗时数年才制成的药品并大获其利。其他人则不得生产此类药物。
虽然垄断药品生产不是在医药系统内工作的个人的目标所在，其结果往往是致命的。拥有艾滋病药物专利的那些制药公司打官司以阻止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政府生产有同等效果的仿制药，这种药一年只要100美元就能挽救南非的濒死病人。这些制药公司希望南非病人每年支付1万美元购买品牌药，否则就什么也别想得到。在贫穷国家，专利制度每天都使病人得不到药品。
这个背景就是猪流感解决方案神秘叵测的由来。民主国家里的普通公民对企图阻止南非人得到救命药物的做法非常反感，公众的压力占了上风，全球贸易规则做出了小小让步。所达成的共识是，在来势凶猛的公众健康紧急情况下，贫穷国家将可以生产非专利药品。这些非专利药品和专利药完全一样，只是没有品牌名称，也就是不向医药公司支付巨额专利费。
因此，根据新规则，贫穷世界的国家应有权开始根据需要仿制数量不限的达菲。印度和中国的制药公司都说他们渴望放手大干。但拥有专利的罗氏药物公司不希望穷国为本国生产廉价仿制药。罗氏药物公司希望人去购买该公司可获利的品牌药。并非出于义务，罗氏药物公向发展中国家的若干企业颁发了许可，以开展治疗，但这些企业必须购买许可证，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满足市场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似乎支持罗氏制药公司，而全然不顾我们其他人。世界卫生组织最有资格判断什么是可以酌情违背专利规则的危急局面。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讯息是：不要利用政策漏洞。
药物专利的专家布鲁克·贝克教授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制药公司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这真令人震惊。”
最终结果将如何呢？发起反对当前专利系统的知识生态国际的负责人詹姆斯·拉瓦说：“贫穷国家没有象他们本来可以的那样做好准备。如果病情流行开，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不可幸免的人数。死亡人数将大得多。这很可怕。”
由各大医药公司提供的捍卫目前这种医药制度的论点很简单，而且乍听上去也挺合理：我们要为“我们的”药品定高额价格，这样我们才可以开发更多的救命药。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开发更多的药剂，但只有在我们有收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这么做。我们支持的很多研究不能转换为能卖的药，因此药品开发是一个花费昂贵的过程。
然而，很有声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任编辑马西娅·安杰尔博士进行了一项详尽的研究，发现医药公司只将14%的预算用在开发药品上，这些投资通常是用于并无创新的药品开发后期的测试药品阶段。医药公司的其他预算则用于市场推销和赚取利润上。即使是那14%微不足道的药品开发预算，医药公司也挥霍巨资开发“再多我一个”之类的同类药品，这些药和市场上已有药的药效完全一样，只是有某个小分子上的区别，这样这些医药公司就可以获得新的专利，并分另一大杯羹。
这种医药系统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政府问责局称，远非一种体制创新，药品市场已经“停滞不前。”医药公司在疟疾这类导致很多人类死亡的疾病上几乎没有任何投资，因为得这些病的人是穷人，所以几乎不能榨取任何利润。
这种药品专利的不良运作的结果就是我们大家都身受其害。欧盟的反垄断委员会专员内尔·克鲁伊斯最近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腐朽”系统让欧洲人的药品支出费比实际应付的高出40%，这些钱如果更合理地配置，用于建立真正的医疗系统，则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如果这种医药系统这么糟糕，为什么我们要维持这种系统？在过去的十年中，仅在美国，制药公司就已在游说和政治性“贡献”上花费了30多亿美元。他们付钱给政治家让政治系统为医药公司的利益运作。如果你怀疑制药公司对政治影响到底有多深，来听听共和党议员沃尔特·伯顿的话，对于2003年美国通过的医疗立法，他坦言：“制药公司的游说家们撰写了法律条文。”
有一种远为优越的开发药品的方式，只要我们想采取这种方式。这种药品开发的方式由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新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提出。他说：“药品研发需要钱，但目前的制度造成了有限的资金被花在错误的地方。”
斯蒂格利茨的计划很简单。西方各国的政府应设立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奖金基金会，奖励那些开发出抵御疾病的良药或疫苗的科学家。研制出治愈那些诸如疟疾之类能夺去数百万生命的疾病的人将得到最高奖金。一旦支付了奖金，使用这种药品或疫苗的权利将归公众所有。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制造这种药，并用它去拯救生命。
这种系统对科学家的财政支持和以往完全一样(大部分由政府取自公众的税款支付)，但全人类都将获得好处，而不是一少数私人垄断集团和那些屈指可数的能付得起庞大的药品开发费的幸运儿。现行药品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花费巨资生产同类药品，病人得不到救命药品——将不再存在。
新的药品体系并不便宜，它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但发展到中期，它将省我们很多钱，因为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将不再需要向制药公司支付巨额专利使用费。同时，药品价格将大大降低到穷人能承受的范围，数以千万计的人将首次能买得起药。
然而，改变当前系统的种种行动正被制药公司和他们的说客团所阻挠。因此，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规范药品生产的方式仍然是为了服务于制药公司股东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健康。
把拯救生命的医药知识禁锢起来以让少数人从中获利的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诞之一。我们必须破除这个不良制度，这样病人才能存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发明了小儿麻痹症疫苗但拒绝专利的伟大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的精神传遍全球，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给药品上专利就象是给太阳上专利。”
